通博娱乐朝鲜战争秘闻:中朝曾差点因不合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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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关于朝鲜战争停战的时机,中朝双方似乎一直争论不休。沈志华:朝鲜战争历时三年,但是从1951年7月至战争结束,打打停停,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停

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通博娱乐关于朝鲜战争停战的时机,中朝双方似乎一直争论不休。沈志华:朝鲜战争历时三年,但是从1951年7月至战争结束,打打停停,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朝双方在停战时机的问题上,也是分歧不断,争论不休。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终于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金日成却仍然急于求成,反对战争长期化的打算,要求中朝联军6月末至7月中旬再发动一次总攻。毛泽东只得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经过商谈,金日成同意6至7月不发动进攻,但还是要求经过准备在8月发动反攻。毛泽东无奈,只好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斯大林详细询问了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给毛泽东回电:“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金日成无法再坚持己见,朝鲜战争由此进入边谈边打的阶段。据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回到朝鲜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要求,并在谈判中立区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拉祖瓦耶夫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我记得您提过,到了1952年,中朝双方对于停战谈判的态度又倒了个,只是,双方的立场仍旧是对立的。沈志华:的确,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九十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困境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苏联军事装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显然为了照顾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新建议:除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八万三千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百分之八十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百分之三十二)这个基本数字,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在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后再告诉平壤。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中国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金日成在7月16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表示赞同他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但是就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却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战俘问题,这个看上去不那么大的问题竟然成为了双方谈判的死结。沈志华: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做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一百名战俘,以动摇敌人军心。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继任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1952年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中应采取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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